纪录在刷新。2023年5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42分（北京时间7时57分），16岁的湖南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顶南坡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年龄最小的攀登者。

2023年，既是人类攀登珠峰70年，也是中国民间攀登珠峰20年。

【资料图】

20年，一些面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Tony老师李春生在海拔5364米的南坡珠峰大本营开了个美发沙龙；43岁女性吴燕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经历了几乎一切意外，暴风雪、被吹下悬崖、手指被冻伤、雪盲、滑坠，但故事的转折是，她不仅成功登顶，还安全下撤；46岁盲人张洪站上了世界之巅，珠峰是什么颜色的，他不知道，对张洪来说，珠峰的世界属于声音，听觉里的珠峰久久回响。

珠峰攀登者的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在“有钱就能攀登”“个人英雄主义”等质疑声中，攀登者们坚定向上，最终达成了梦想与自我的某种和解。

16岁女孩的珠峰之旅

5月15日，16岁的徐卓媛是第一个登顶的。登顶那一刻，被云笼罩的群山背后，太阳正缓缓升起，她在峰顶待了20分钟，站在世界之巅观赏了日出。

徐卓媛的队伍里一共有9个人，最大的有60多岁，他们精准规划冲刺行程，采用的是速攀的方式攀登珠峰。速攀的方式意味着没有大量的拉练，节约体能。

他们进行了适当的攀冰、高海拔训练后，来到海拔6500米的二号营地。和多数攀登者不同的是，徐卓媛在抵达二号营地之后，没有随即撤回大本营，而是选择在二号营地等待冲顶的窗口期。

当徐卓媛还在加德满都的时候，她就听说今年的修路队中有三名冰川医生，因为冰崩不幸遇难。致命的，不可预测的——人们通常会用这些词来描述昆布冰川，这是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昆布冰川每天都在移动，冰川医生则要每天检查昆布冰川变化情况，如果因为冰崩等导致路线变化，修路队员需要重新调整路绳。

沿途有纵横交错不计其数的冰裂缝。有的裂缝能一步跨越，更长一些的裂缝，则需要借助横梯。横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两头用冰锥和绳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来摇摇晃晃，两边只有绳子作为辅助保护。

落脚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过大过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掉落。横梯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裂缝，夜晚低头行进的时候，脚下白色冰壁中是透着一股冰蓝的深渊。徐卓媛这次攀登中最长的一个梯子是由四个横梯拼接而成，冰缝变得更宽，坡度更陡。

徐卓媛的夏尔巴向导，攀登速度较快，和徐卓媛在速度上适配度较高。夏尔巴人，这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民族，因给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每年，他们都会先行上山修好路绳，沿途背运氧气瓶等补给，需要的时候救援登山者，人们则沿着路绳向上攀登。只要夏尔巴在前面带领，徐卓媛基本都能跟上，从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那一段路徐卓媛只花了四个半小时，其他人一般会用时10-12小时。

5月14日晚，徐卓媛到达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晚上八点钟出发冲顶，受孟加拉台风的影响，地上的浮雪被风卷起，很多人因为天气原因放弃登顶，徐卓媛则跟着向导继续前行，“我很敬佩那些做出放弃登顶的攀登者，因为离顶峰咫尺之遥的情况下，放弃比坚持更加艰难。”

过希拉里台阶时，徐卓媛前方只有夏尔巴向导一人，因为时间尚早，前后都没有什么拥堵，大概在她登顶20分钟后，才有别的攀登者上来。在顶峰的时候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再一次感叹祖国的强大，手机信号已经覆盖到世界之巅了。”

徐卓媛出生那一年，她的父亲从北坡登顶珠峰。十岁时，她跟着父亲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为了攀登珠峰，16岁的徐卓媛，每周有三四天要进行体能训练。她在后背和双腿绑上总共22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做10组深蹲，以及5组爬楼练习。这些年向上攀登的过程，都有父亲陪伴。她在攀登的行囊中特意带了父亲当年登顶的手套，手套作为一种象征，传承和见证了父女的顶峰梦想。

在朋友圈里，徐卓媛说，珠峰不是终点。一切刚刚开始，她将看更多的风景，途经更多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珠峰”在等待她。

海拔最高的美发沙龙

时间拨回2015年。那时，李春生还是一名普通的Tony老师，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人们的头发展开，剪头，染发，做造型，在有限的室内空间，手在不同工具间穿梭。

他不会想到，3年后，这双手将在南坡的珠峰大本营理发。

去珠峰的契机总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2015年5月的一天，李春生的老板对他说，“要不哪天你去登珠峰吧。”那时的李春生，不知道珠峰在哪，不知道珠峰长什么样，对户外探险没有任何概念，去过最高的山是深圳的梧桐山。

当了解清楚之后，他发现，登珠峰对心理和生理都是一个极大挑战，要先登五千米、六千米、七千米、八千米的高山，最关键的是，有6%的死亡率：一百个人上去，也许有六个人会留在那里。

他相信自己一定不会是那百分之六。他开始改变作息，戒酒，训练。三年间，他陆续攀登了哈巴雪山、玉珠峰、玄武峰、马纳斯鲁峰，非常幸运，他去的时候，每一座山都晴空万里。这样的好运延续到2018年5月16日早晨9点20分，他站在了世界之巅。

在山里，他无数次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登上去？登上去怎么样？登不上去又怎么样？”每天，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睡觉，四十多天之后，他明白，登山是一门忍受痛苦的艺术，也会增加对日常幸福生活的敏锐感知，那时，一张舒服的床，就是幸福生活的全部。

他说，登山，刚开始消耗你的脂肪，接着消耗你的肌肉，然后考验你的意志，最后你还得靠天帮忙。

在攀登马纳斯鲁峰的时候，李春生的队友带了一把推子上去，在大本营，低温导致推子运行不了。他借了一把女队友的眉钳，一点一点帮队友剪头发，最后用了一把T型刮胡刀刮，一共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剪发。

旁边的队友说，马纳斯鲁峰攀登的周期是二十天，珠峰将近两个月，马纳斯鲁都有剪发的需求，珠峰也一定有，“要不你去珠峰开一家美发店？”

那时候的李春生觉得，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依然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勇者以最美的姿态见证自己的人生壮举”成了他开店的口号。他开始着手准备人手和设备。

筹备这样一家高海拔沙龙，难度系数不亚于攀登珠峰。他理想中的理发师，要有好的体能，能徒步到珠峰大本营，并且不能有高反，能正常地洗头发剪头发，还得会英文。

公司里有两千名理发师，但体能好的寥寥无几。“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珠峰大本营剪头发的Tony老师”，这个“第一”的名头对很多人充满诱惑，很多发型师报名加入。

他从中挑选了一名发型师，再选了一个会讲英语的行政经理成为发型助理。跑步、俯卧撑等体能训练两个月后，他们基本具备徒步到珠峰大本营的能力。

他找来人，把洗头床、剪发镜台、热水器、发电机、纯天然无污染的洗发水、毛巾都运到了珠峰大本营。

一个16人的珠峰沙龙筹备团队成型。16个人的团队对于登山公司来说是一笔大生意，每个人要花费35000元人民币才能到达珠峰大本营。登山公司负责运设备，从加德满都运送到卢卡拉，再用牦牛和人力的方式抵达珠峰大本营。

到了大本营之后，发电机带不动，热水器成了摆设。后来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煤气烧水，烧完一桶接一桶，再一瓢一瓢舀。一个人负责洗，一个人负责在旁边浇水。

整个登山季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美发沙龙对所有登山者免费。一百多位攀登者享受了这项服务。第一个客人是夏伯渝，那是他第五次来登珠峰。夏伯渝1975年第一次带着国家任务攀登珠峰，因为冻伤，双腿截肢。另一位客人，王铁男，这是他第二次来登珠峰，上一年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登顶。二十年前王铁男攀登博格达的时候，在ICU躺了将近三十天，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可能会和高海拔无缘，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二次登上了珠峰。

还有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女生，瘦瘦小小，她是来攀登洛子壁的。过往攀岩的经历中，有一次她的岩栓脱落，一条腿卡到岩石里十多个小时。获救后，医生对她说，这条腿可能很难保住，就算保住了，这辈子可能也很难再玩极限运动。可是她只在医院待了七天。后来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又来到了珠峰。

登山季结束了。“该干吗干吗”，李春生说，登了一座珠峰只是人生的一次阅历，精神上的一次成长，但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的生活，“不能像神一样活着”。下山后，他回到了岗位，依然是一名Tony老师。

一名女性的珠峰求生

李春生在美发沙龙里认识了太多的攀登者，吴燕也是其中一位。

当吴燕下撤到8700米的希拉里台阶时，狂风大作，风速达到60公里-70公里每小时，暴风雪突然袭来，四周白茫茫看不清，台阶两边没有遮挡，吴燕走在迎风的位置，摇摇欲坠。

希拉里台阶是登顶珠峰的最后一关：这是海拔8790米的一处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这条身处“死亡区”的山脊是登顶的必经之路。因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于此而得名。

这条仅仅12米长的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几乎是垂直的，宽度仅有30厘米左右，两边则是上千米的悬崖，通常只能允许一人通过，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个脚掌。

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至今，70年来，有近200位登山者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希拉里台阶。

在这里，暴风雪猛烈，吴燕瘦小，体重轻，不可避免地被风吹走了，她掉下了山脊。但因为有路绳拖住，她没有掉落太远，整个身体悬空吊着，没有依附点，她用手和脚紧紧抱着路绳。

她不是唯一一个掉落台阶的登山者，在她的登山队里，一共有三个人掉落。她的向导夏尔巴人，很慌张，一边往回跑，一边大声呼叫“help”“help”。夏尔巴人想要帮忙，但他无法抓住吴燕。

在海拔8700米的悬崖绝壁上，几乎没有人可以帮助她。吴燕的手套掉了，手指很快失去知觉，绝望中只能自救，否则等待她的结果只有死亡。她抓着绳子，用脚下的冰爪慢慢靠近冰壁，爬到一个位置忽然发现氧气瓶碰到了悬崖边。她巧妙地挪了挪，把氧气瓶卡紧在那个缝隙。位置相对稳定之后，夏尔巴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拉上来。

回到山路以后，吴燕找了块石头坐着，完全没了力气。她吃了一点能量胶，夏尔巴人催促她下撤，但她没动，依然坐着休息。

途经此处的攀登者都会给她提醒，鼓劲。她记得，一个俄罗斯队员，红衣服、高个子，对她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如果你坐在那里不站起来，你就下不去了”。

然后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夏尔巴人，他过来拉了吴燕一把。他说，“你站起来，你不要坐在那里，你一步一步跟我走。”再不起身，后面可能也不会再有动力了。吴燕跟着夏尔巴人的步伐，但是对方走得很快，走了几步吴燕就摔了一跤，站起来，再走两步，又摔了一跤。

另一个夏尔巴人，在后面对她说，“你慢一点，你如果再摔的话，你会走不下去的。”吴燕放慢了速度，一步一步，走到了南峰。

下午四点左右，还是下撤途中，她用下降器降完最后一个绳段。雪花扑面而来，粘在护目镜上，用手也擦不干净，她把护目镜往上推了推，雪盲也许就是那个时候造成的。她的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右眼勉强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她反复确定最后一段绳头，上面绑着布尾，确实没有其他绳子可以继续往下降。她一屁股坐在绳子边上，风还在猛烈地刮着，漫空扬起的雪粒拍打在脸上，生疼，发冷，右眼模模糊糊地看到四处乱飞的雪粒中，一点夕阳的影子，天，就要黑了。

她的身边没有人，夏尔巴人已经撤下去了。她坐在狂风中，迷茫无助，她距离四号营地不是很远，但她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能不能走回去，“会死在这里吗？会有人上来救我吗？”最难的希拉里台阶已经走过了，难道现在要放弃吗？第二天就是吴燕的生日，在那天下午毫无遮挡的狂风暴雪中，她感到自己离死亡前所未有地近。

坐了一会儿，她背后下来了人。她听到对方通过对讲机寻求援助，一个穿黄色连体羽绒衣的夏尔巴人过来牵着她下山。走到最后一个缓冰坡，夏尔巴人滑倒了，吴燕被拽着也滑了下去，接着就是漫长的滑坠过程，她尽力张开双手和双脚，翘起小腿，防止冰爪插地造成翻滚。

大概五六十米后，停了下来，吴燕模模糊糊看到不远处似乎有亮着灯光的帐篷，她得救了，终于回到了四号营地。

从顶峰到四号营地，她历经了与死神同行的12小时。她全身淤青，膝盖肿大，但庆幸的是，除了软组织挫伤，没有更严重的骨折。

她被夏尔巴人背到帐篷，塞进睡袋，戴上氧气面罩，沉沉睡去。

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这位来自福建厦门的43岁女性先后经历了几乎一切意外。暴风雪、被吹下悬崖、手指被冻伤、雪盲、滑坠，但故事的转折是，她不仅成功登顶，还安全下撤。

这一切在7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吴燕一直喜欢登山，在2011年生了一场大病，化疗了几期，对身体伤害有些大，那时候的她，小区一圈八九百米的路都走不下来，走50米，就要找地方坐下来休息，然后才能继续走路。她想，就算身体慢慢恢复，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去登山了。那一年她看了电影《绝命海拔》，熟悉的雪山，熟悉的徒步路线，她泪流满面，想要重新开始爬山。七年间，她成功攀登了康复后的第一座雪山——曲登嘎布峰，2017年9月登顶了世界第九高峰马纳斯鲁峰，2018年5月终于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珠峰是什么颜色的？

一个人孤独地、重复地、枯燥地、无助地爬楼梯，常常在张洪脑海中闪回。一级一级往上爬，既看不到希望，又不想放弃，在煎熬中一步一步循环往复，和水泥地作伴。

当别人问他登顶之后这两年，最常回想的画面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爬楼梯，而不是登顶的高光时刻。

2021年5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15分，46岁的盲人张洪站上了世界之巅，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

登顶的照片里，张洪穿着一身红色登山服，戴着护目镜，氧气面罩，除了衣服上绣着的名字和五星红旗，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他是谁。他身后的天空呈淡蓝色，薄雾被风吹散，阳光照耀着五彩经幡，它们覆盖在略微倾斜的雪坡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随风飘扬，更远处的背景里，连绵的雪山冷峻而又庄严。

夏尔巴向导抱着张洪说：“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张洪没有力气回应，他隐约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人群欢呼的声音。之前，他曾模拟过登顶之后要喊的口号，打算做的动作，在这一刻，全忘了。

为什么要去爬珠峰？别人去爬雪山，可以看到壮美的风景。张洪看到了什么呢？石头是什么颜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还是红色的？冰川是透明的吗？有没有杂质？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珠峰，不再是一幅固定的风景，而是随着他的想象不断重构，打碎，排列再组合，是一种经过他美化加工之后，独属于他的世界。

张洪在失明前从未见过珠峰的图片。对张洪来说，珠峰的世界属于声音。帐篷外高压锅突突冒气的声音，直升机起降嗡嗡的轰鸣声，牦牛脖子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咔嚓裂开、轰隆坍塌的冰崩声。直到临近8848米，风声从耳后绕到头顶，雪风呼啸，雪坡平滑，周围空旷，而且寂静。

在珠峰这个目标出现之前，他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单纯为了活着，“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于生活平淡的张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抽象的理想，想要做出点事，但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体的事情是什么。

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辈子这样平稳过去，这是99%的盲人能够维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这样过一辈子”。

从抽象到具体的路上，他折腾了很多年。他辗转昆明、上海，打工、继续开按摩店、卖保险、做直销，什么都想去尝试，要找到那一件“具体的事”。

2016年，不喜欢运动的张洪，40岁的年纪开始出发。

确定攀登珠峰之后，在准备期间，一边体能训练不能放松，一边筹钱，张洪的心理压力很大。向导强子常常说张洪崩得太紧，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张洪也紧张，纪录片团队已经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后去不成，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路上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频繁在他心里焦灼，如果攀登不成功，余生该怎么生活？在爬楼梯，在四姑娘山拉练，这种成败的想法每天都在心里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临近没有任何缓解。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努力过了仍然失败，也许就接受，“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过去的他总认为自己不幸，抱怨家人，抱怨命运，找外界的原因，找社会的原因，迟迟无法接纳自己是一个盲人，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社会边缘。直到珠峰的自然环境向他揭示：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大自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盲人而区别对待。珠峰没有给他开绿灯，也没有给他增加障碍。

从8848米下来后，他与从前的自己握手言和了。他回应了内心的召唤，付出行动去实现它，于是内心得以平和，“如果没有登珠峰，可能我还在寻找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