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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又到大学毕业季，而毕业季意味着就业季。如何通过相应的政策安排，消减一年一度的就业洪峰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就成为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 就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任何单一部门可以独立解决，但每个部门都能在职能范围内尽量挖潜，这是笔者尝试从教育视角寻找解决方案的思考背景。比如，作为人才的主要输出方，在职能范围内，教育领域相关部门不妨步子更大一点。具体而言，在“十四五”期间每年以10%-20%的幅度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这比具体增设某些特定的岗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更持久。 就当下的社会需求而言，研究生扩招势在必行，有三个条件支持这种设想。 其一，最近几年考研人数大幅上涨，仅以2023年为例，考研报考人数为474万人，毛录取率仅为16%，考虑到弃考现象，实际录取率在20%左右。据新东方发布的《2023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解读报告》显示，2023年考研全国共有864个招生单位总计招收761763人（不含推免及博士研究生），较2022年考研非推免招生总人数新增10245人。这就意味着研究生扩招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其二，现在各招生单位都普遍存在研究生名额不足的现象，培养方扩大招生的意愿非常强烈。 第三，研究生扩招可以部分扩大内需。据相关资料介绍，中国海外留学人数最近几年维持在每年近70万人左右（如2019年度出国留学总人数为70.35万人、2021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绝大部分是自费留学，即便其中三分之一是读研究生的，也意味着每年有20多万人到海外读研究生。如果相关部门的步子和胆子再大一点，大规模扩招研究生，并允许其中有一部分是付费的，这样既扩大了内需，又部分弥补了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真正的双赢。 长期来看，当下中国扩招研究生的好处，是为社会储备知识和人才，为后续经济复苏做准备。笔者一直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与人才密度仍然偏低，无法达到转变的临界点，这就导致隐性的知识红利与人才红利无法实现；在显性层面则是产业升级与社会转型迟迟无法完成，陷入了笔者所谓的知识与成本的惯性轨道，即中低端知识与人才的异常丰富造就特定的成本优势，进而导致企业与社会形成对低成本知识与人才过度依赖的路径锁定现象。 对此，我们不妨从宏观层面看一下中国人口中受教育的情况。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7%。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中，直到1956年，白领职员总数才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总数。此后这两者的比例进一步扩大，到1970年已经超过5：4。 另据笔者统计的信息来看，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为22.13%，其中仅有6个行业这一比例超过50%。由此可知，中国人才的密度与知识存量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再以作为中高端人才的硕士在人口中的占比来说，据统计，我国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在学研究生数除以当年全国人口）仅为约2.6人，而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这一数据保持在近9人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研究生扩招是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即便每年扩招10万人，平均分配到近900家招生单位，每家也不过是增加110人的规模，应该不会对培养质量与正常教学秩序形成大的冲击。而且，这个扩张规模在一定时间内是可持续的，并且效果与意义也更为久远。 其次，研究生扩招是启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切入路径。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运行模式上仍然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高校普遍缺乏灵活性，对于市场敏感性不强；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多采用市场化模式，有些举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由于中国高校体量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就高校而言，本科生阶段涉及单位、人数众多。相对而言，研究生培养涉及的单位不到900家，在校生人数约365万，改革从这里切入所发生的成本要小很多，而且这种改革周期更短、距离科技前沿更近，更容易见到成效。如果说教育改革需要契机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好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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